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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 ： 明教育
项贤明，安徽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我个人对中国教育改革现状的估计比较悲观。不能讲中国教育改革失败了，但至少现在是陷入困局了。
我们花那么大力气，实际上效果不佳。不管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国家政策，很多情况都是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
问题出在哪里？就我个人观察来看，中国的教育改革要摆脱困局，首先必须对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清理和辨析，弄清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
实际上，中国教育改革很多时候是在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虚假的问题。问题真假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事实是不是存在？事实不存在，问题就是假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事实是存在的，但鉴别问题性质的时候搞错了。目前为止，至少三类问题是混淆的。
01
第一类问题，把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教育改革，尤其是宏观层面上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往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改革。
教育的问题，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也会有所表现；同样，社会问题也会在教育领域出现相应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很容易被混淆。
学校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出现了问题，也会在学校里面表现出来，我们却把这类问题当成教育问题去对待，用教育的方法去改变它——这是不可能解决的。
以职业教育为例。职业教育发展的症结不是投入、管理等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分层。
大量调查表明，凡是进入了职业教育轨道的学生，最后就进入了社会底层。不管你说职业教育有多光荣，人们都不愿意让孩子送去接受职业教育，道理就在这里。
这种状况完全不是靠教育改革能改变的，而是要依靠社会阶层利益的调整。例如，通过立法建立国家资格证书制度，凡是国家级高级技工，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大学教授，那时候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现在社会议论最热的高考改革，许多人认为这是学生减负的好办法，这就是把学生负担当作一个教育问题去对待，试图用教育改革去改变。这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中国学生负担这么重，校长老师负担也这么重？很简单，这不是教育问题。
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压力肯定大，同时现代化意味着产业对劳动力要求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对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另外，社会保障机制没建立起来，找不到工作往往意味着你的基本生活会出问题。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必须通过教育来竞争饭碗。
强迫学校不补课不可能真的达到减负的目的，因为你禁止不了社会上的各种补习班，即便你强行取消所有补习班，也无法禁止家长在家里给孩子加压。
高考不分科、减少考试科目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是前面所说的两方面社会原因，而不是教育本身的原因，不解除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剩下一门还是要累死学生。
通过问题辨析，弄清楚学生负担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前提。
02
第二类问题，把管理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虽然教育改革所面对的管理问题一般都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但教育改革所面对的管理问题与教育问题仍然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
实际上，即便同样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管理活动和教育活动也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其性质、理论基础、活动方式等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
2004年发生在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代表。这类问题看似是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实则主要是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
稍微细致一点阅读马加爵事件的材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开展相关教育也有益处，但这个问题本身主要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受到舍友那样的欺侮而又投诉无门，很多心理正常的人都有可能进行极端的报复。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宿舍管理建立了有效的合约和投诉机制，学生入住宿舍即签订协约，知晓和承诺在宿舍哪些事情不能做，否则将受到批评教育乃至处罚，并知晓受到舍友干扰或欺侮可以去何处投诉，投诉后又能到迅速有效的解决，那么，这类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试想要是马加爵在第一次受到同学欺侮时就可以提出投诉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他和同学的矛盾就不会日积月累到需要通过杀人来了断的地步了。
03
第三类问题，把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有些问题属于社会利益分配的政治问题，需要政府通过政治手段去解决。比如说，教育均衡也是个假问题。
现在人们说到教育均衡，往往提到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不是这些宏观问题，而是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学校不一样的问题。
实际上，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孩子的智力水平、人格特征、兴趣倾向等都存在差异，因此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到“重点学校”的水平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让学校办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选择不同的学校，将来成为自己想成为并能够成为的人。
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是很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显然，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但因为他“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于是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忽视，因而也就成了问题。
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它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别指望通过教育的方法来真正解决它 。只有社会阶层利益调整合理了，各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这种所谓教育均衡发展的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所有办过教育的校长没有人承认教育能均衡，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要做到的是学校多样化。提供最适合孩子的教育，这才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以前有一句流行的话，“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这也是错的，应该是“没有差生，只有进错了课堂的学生”。
包括人们呼吁的“学生减负”，是所有的孩子都认为所有课都是负担吗？不是的，数学天才就认为数学没教够。
老百姓心里的怨气需要用政策手段解决，但千万别指望说把学校办得都跟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一样，不可能、也不应该。
总之，中国教育改革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最需要的是把问题搞清楚，厘清问题，进而再寻求解决之道，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04
学业负担问题成因的历史分析
最后我来详细谈谈“减负”问题。
“减负”，作为“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简称，已成为我们教育政策领域的一个热词。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为解决“学业负担”这个特殊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努力。
回顾自196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减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形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因素总体上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结构失衡和重点学校入学竞争导致的升学压力，以及科举文化残余影响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对升学压力的放大效应，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最主要原因。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的相关教育统计数据来看，每当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表现突出时，其背后一般都存在某一级教育毕业生人数远远多于上一级教育招生人数的情况。教育结构失衡导致不同层级教育规模的发展匹配度不够，进而致使升学压力迅速增大，这往往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最主要的成因。此外，在各级教育毕业生和招生规模匹配度较好的情况下，选择重点学校的竞争压力，也会成为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就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际情况看，这种由升学竞争带来的考试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仍然比较突出。中考压力突出，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希望进入重点的普通高中，而不愿进入职业高中和高考成绩不佳的普通高中。究其原因，除了职业高中毕业生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等社会实际问题外，科举文化对升学压力的放大作用也不可低估。透过高考状元受到追捧、高考前祭拜孔子等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科举文化在我国社会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是降低了，而是不断增强了。甚至连某些教育主管部门，也公开主张以科举经验来指导高考改革，致使高考的科举文化特征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得到强化。种种因素相互叠加，将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
第二，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制度不科学，加上教学方法存在各种问题以及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不足，导致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下降，是形成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的来自学校内部的主要原因。
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够丰富，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课程设置过于单一，课程学习本身又缺乏选择性，难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人生规划来选择相关课程，不能满足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很多学生都在被迫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的课程。由于片面追求在应试方面的效率，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考试中能立竿见影的死记硬背方法使用过多，聚焦理解和运用科学原理的方法，往往由于耗时更多而使用不足，这也严重抑制了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还普遍存在重视课堂教学而轻视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指导的倾向，致使很多中小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大量无效学习徒增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学校教育内部的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学校教育内在因素。
从我国中小学教育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所有学生都认为所有课程的负担都重。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课程，学生即便学习时间相对较多，也并不感到负担过重；不感兴趣的课程，很少的学习时间也可能形成很重的学业负担。认清造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学校教育内部因素，对我们通过教学改革来达成“减负”目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新时代的新形势下，政绩追逐推动下的改革话语生产失范，导致教育改革陷入迷途和困境，也是“减负”旷日持久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其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学校升学率和考试成绩成为相关官员的政绩之后，“减负”也就难免会沦为教育改革中的空口号和假动作。另一方面，当“减负”本身成为政绩之后，它也就从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变异成了一种制造教育改革泡沫的空头话语生产。这是近年来在教育改革中表现得日益明显的一种新现象。由于党和国家对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高度重视，“减负”本身反过来也成为少数地方政府领导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眼中的重要政绩。在这种情况下，以追求政绩为目的的片面“减负”现象日益增多，具体表现为：
①无差别的全体“减负”，即无视不同的学生课业负担各不相同的实际情况，也无视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际需要，将课程纲要中的最低要求当作对全体学生的要求，进行覆盖全体学生的“一刀切”式的“减负”；
②无目的的盲目“减负”，即不顾实际情况和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凡是“减负”就视为政绩；
③不看实际情况的强制“减负”，即不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业负担重的具体原因，简单地采取不断加码、突击检查、一票否决等方式强制“减负”。在追寻虚假政绩的推动下，以“减负”名义出台的各种教育改革可谓花样迭出，相关的教育改革政策话语不断翻新，但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往往效果不佳，甚至越减越重。这种来自政策领域的原因，导致“减负”陷入困境，也应当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05
学业负担问题的可能解决之道
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根据以往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应当尽快终止简单粗放的“减负”改革，找到问题的症结，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教育改革措施，从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总体而言，我们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 改“办重点”为“办特色”，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同时将高考改革的工作重点从考试改革转向高校录取制度改革，引导中小学走多样化发展道路。
半个多世纪的“减负”改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点学校的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择校问题，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简单地取消重点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通过集团化等方式走均衡发展道路，不仅难以真正实现，而且也不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个人发展需要。不是每个人都能培养成科学家，国家也不仅仅需要科学家。较为切实可行的合理路径应当是，改“办重点”为“办特色”，将培养科技拔尖人才与培养高级工匠、高级农业工人等都同样视为办学特色，在特色中逐步消解重点。
与“办特色”的教育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在全国中小学推行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为主题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从而大力丰富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尤其是在高中阶段，更要大大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与此同时，还要在中小学全面启动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有兴趣，就没有负担。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作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通过激发兴趣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作为配套改革，应当将我国高考改革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高校录取制度的改革上来，要求高校不同的专业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来确定录取要看哪些科目的高考成绩，确定不同科目的分数权重，制定本专业录取标准，并且在全国统一招生网络平台上向社会公布。在公布录取标准的同时，也向社会宣传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毕业生就业去向。唯有通过高校招生改革，才能真正引导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逐步走向多样化和可选择，从而为青少年学生创造力发展拓展自由空间，为国家创新力提升奠定基础，使教育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基石作用。
2. 调节各级教育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大量兴办综合高中，淡化普职差别，将职业选择和专业选择合并放到高考阶段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升学压力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最主要成因。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过少是导致中考升学压力的主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这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要改变这种社会现状，绝非朝夕之功。我们应当重视这样的国情，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也对产业工人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新时代新要求，我们应当在保留一定数量的办学情况较好的职业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综合高中，淡化高中阶段的普职差别，将职业选择和专业选择都放到高考中去进行。通过这样的改革，不仅可以缓解中考的升学压力，减轻初中生的学业负担，而且可以让学生在高中阶段丰富多样的课程选择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促进学生自觉进行职业定向和个性化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中阶段的学业负担。
3. 通过社会改革进行阶层利益调整，拓宽社会流动渠道，突破科举文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对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和制约。
教育改革从来都不应脱离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有些情况下，社会配套改革往往能够决定教育改革的成败。多年来的“减负”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职业高中吸引力低，也是我国中小学生升学压力和学业负担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长之所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主要原因在于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孩子大多流入了社会下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重新建立并进一步完善国家技术工人职级制度，制定各级技工考核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国家最高级别技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应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大学教授的最低工资。所谓“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当然并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或高级领导干部，而是要让社会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能分享改革红利，过上体面的生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九品中正”思想残余一旦被彻底革除，“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对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也就自然会被逐步化解，“减负”的改革目标也就有可能真正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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